第一五二章 军器监的变迁

    南宋初年,赵构精简机构,军器监下辖的东西作坊并入御前军器所,地方都作院也归军器所统辖,军器监并入工部,但不久又复设,而御前军器所虽然名义由工部和军器监管辖,实际上却由宦官提领。

    军器监和工部及户部的权力纷争很大,军器监管理都作院之前,转运使司统管地方财政,统筹地方资源进行各项建设,军器监成立后兵器事务,都归军器监管理。

    在行驶职能的过程中,军器监只注重政绩成效,却忽略了财政上的负担,军器监发布命令,令地方修造兵器所造成的财政缺口,是军器监和户部矛盾的关键,因此他认为军器监、都作院是户部之害。

    苏辙提出将作监,都水监,军器监都应隶属户部,由户部决定其事之可否,费之多少,而工部决定其功之苦良和程作的迟速,如此方能使得工部无法辞其谴,而户部也无从逃避责任,天下利出于一。

    其核心内容是在中央把将作、都水、军器三监交由工部、户部共同监督,由户部审定各项工程的预算,工部决定可行性,地方上原属三监的事务由转运使司负责。

    宋初强干弱枝,对地方财政严格控制,哲宗朝后国库日益空虚,地方转运使司所支配的钱财有限,加上都作院制造兵器的消耗,财政捉襟见肘,因而户部和管理都作院的军器监的矛盾不免激化,于是将财政消耗的原因归罪于军器监。

    苏辙的建议被朝廷采纳,军器监开始同时受到工部和户部的监管,以后军器监遇有修造之事必须申请户部,同意后方可进行,军器监主导兵器修造的地位逐渐被架空。

    对于军器监和各个机构,在监管兵器事务上的矛盾,宋人记载中有明确的体现。靖康年间,金兵南下,势如破竹。

    时“有炮五百余座在郊外,不收入城,兵部则曰属朝廷系枢密院合收,枢密院则曰自有所属耳,军器监,提举官,内侍也方以罪去。京城所则曰,京城所掌守御也,未守御,何预于我哉。或谓驾部当理会,驾部则曰库部何不收,终不能搬入城,既金人至城下,尽为攻城之用”。

    金人兵临汴京城下时,宋廷的各个机构依旧是相互掣肘,其事权不一,责任不明的弊端暴露无遗。

    宋代重文抑武和政治变化对军器监的影响也很大。

    首先来看传统儒家思想和重文轻武方针对军器监的影响。

    北宋立国,重文抑武,而文臣是靠科举进入仕途的,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学的发展和官僚政治的完善相辅相成,有宋一代,由于国家政策对文臣的明显倾斜,文官的地位达到了历史高峰。在这样的方针之下,儒家思想对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

    传统儒家思想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军事国防是十分重视的,也会留意军器修造事务。

    宋代,儒家士大夫官僚对于军事国防也是十分在意的,《武经总要》的编纂者曾公亮就是仁宗年间的进士,是真正的儒家士大夫,而熙宁变法的主导者,提倡强兵的王安石更是当世大儒。

    可以认为,儒家思想对军事国防和兵器修造,起到过有正面的作用,儒家官僚士大夫对于军事技术的进步也是有所作为的。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把兵器事务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员,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宋代重视儒学和文化发展,文官待遇优厚,而科举考试所必须的知识是儒家经学,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士大夫即使是重视兵器事务,也仅仅是重政务而轻技艺。

    儒家思想一方面对技术从根本上重视不足,另一方面从潜意识里又拒绝变革。作为儒家礼法的核心,祖宗崇拜的原则和实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宋朝,这种原则即所谓的祖宗之法,而严守祖宗之法在实践中的表现之一就是“期于慎守”,对于改革采取一种保守的态度。面对变革,守旧派会搬出祖宗之法的论调,表示反对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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