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迁都西安的必要性

    大致在这一时期，卡尔·施密特的《大地的法》，詹姆斯· 菲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等多部论著相继出版发行，一系列政治地理著作不断涌现，呈现百家争鸣的盛况。无论是钱穆还是当时参与建都讨论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影响，在这样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建都问题逐渐演变为未来中国是走向陆权还是海权的道路之争。

    无论是对钱穆还是同时期的其他论者来说，首都问题不单单是一城一地的选址问题，它一方面事关中央政府的所在，是国家统一和政治秩序的象征，另一方面其地理位置往往反映，并深刻影响着未来国家的整体战略规划。

    就钱穆而言，定都西安的着眼点是西北地区。钱穆主张定都西安的核心着眼点是，通过西北地区的建设来振兴整个中国。钱穆所定义的西北地区主要包括xī • zàng 、西康、xīn • jiāng 、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绥远和察哈尔等地区。钱穆的西北地区论和首都论可谓是一体的两面。

    实际上，中国西北地区也倍受西方地缘政治学者的密切关注。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在其1904年和1919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两部论著中，基本都将中国的西北地区划入其“心脏地带”的政治地理范围之内。

    麦金德首创的“心脏地带”这一概念，凝聚了他最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理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那就是“谁统治了‘心脏地带’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

    在麦金德看来，中国的“心脏地带”有两条通道可以进入中国腹地，一条是经甘肃省到达西安，另一条是从贝加尔湖沿东南进入北京。历史上，中国多次受到“心脏地带”的侵犯，继而征服者将会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新的帝国，并从草原人的统治中脱离出来。

    因此麦金德认为，北京和西安都是由来自心脏地带的征服者建立起来的首都。虽然这一说法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但毫无疑问，西安和北京这两个城市成为中国不同朝代的首都跟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具有紧密的联系。此外，詹姆斯·菲尔格里夫以及斯皮克曼都在其著作中对“心脏地带”理论进行了回应和发展。

    钱穆在《论首都》和《战后新首都问题》两篇论文中也同样将现代中国的地理区位划分为两个部分，并把西北地区视作关乎中国未来政治命运前途的“心脏地带”。钱穆对于中国历史上来自“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侵扰、征服并统治中国内地的史实烂熟于心，但他尤其在意这一地区对于当时国家内部的政治地理意义。

    经历了晚清左宗棠平定xīn • jiāng 到中华民国确立“五族共和”为立国原则的历史进程之后，现代中国的国家整合势必要涵括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内地，和以游牧文明为主的广大中国西北边疆地区，钱穆指出：“今既诸族共和，文化教育之陶冶最其先务，而政事抚辑亦不可忽。”钱穆对西北地区的深度思考切中的是抗战后现代中国国家建构这一问题。钱穆指出：

    今试旷观并世列强，所谓内政问题，其最要者必有两事：

    一、其国内有异民族杂处，未能融洽一体。

    二、其国内民众生活显分为两阶级，不能调和一致。

    钱穆所言的“内政”应扩大化理解，涉及现代国家建构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钱穆基于这两个问题各举一个历史案例，第一个是一战前的奥匈帝国，该国由于没能处理好国内奥地利—匈牙利的二元民族统治结构，以致奥匈帝国在一战战败后被分裂为无数小的民族国家；而另一个则是深受国内阶层分化悬殊困扰的沙皇俄国，一战爆发弱化了沙俄当局对国内反对力量的控制，继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最终夺取政权。因此，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如果得不到有效地安顿，国家就随时面临着分裂与革命。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